文 | 投资交易院

要了解中国股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读的数据虽然有些过时，但其根本性质和状况却没有改变。

1、中国股市是一个“政策市”

尽管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当代股市已经发展了19年，但和国外成熟证券市场相比，还属于幼儿期，因此，国家政策干预股市的行为经常发生，其作用也尤为明显。20世纪二十年代，华尔街曾经信奉“最少干预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但迎来的却是1929年的股市暴跌和长达十余年的经济危机，直到美国开始用政策干预股市、用制度管理股市，美国股市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即使是以自由金融出名的香港股市，也曾在1987年美国股市的暴跌声中闭市了四天，又于1998年动用政府资源进行了“香港金融保卫战”。但由于世界各地证券市场管理体制和市场发展情况各有差异，所以不同国家政策的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各有区别。

就我国现阶段市场状况而言，政策对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股市带有很强的“政策市”色彩。大致上来说，我国股市经过了三个政策作用阶段，即1991-1995年的政策决定型阶段、1996-2001年的政策干预型阶段、2002年至今的政策引导型阶段。很明显，政策引导型管理已经将市场趋势走向的决定权大部分交给了股市，管理层对市场的调控方式开始由过去“高度集权、统一管理”的模式，逐步过渡于“解除管制、市场引导”的模式，其指导思想是：市场的事情市场办，政策对市场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引导方式来实现的。那种股价太低时就托市、太高时就打压的管理方式，只能引起股市暴涨暴跌，同时助长市场参与者靠猜政策或逼政策而进行投机的恶性循环。可以预见，我国股市将越来越多地依靠市场化政策和间接性政策来影响市场，最终还是会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除非市场中的某些东西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管理层的强塞硬取或产品缺陷等问题，诸如国有股减持、上市公司劣质等，那么就需要管理层来动手解决了。

政策一般可分为直接政策和间接政策。针对行业经济的调控或统一的货币政策就属于间接政策，它们对股市的影响是缓慢而长远的，比如针对楼市进行的调控，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就属于间接性政策；直接政策是由证监会等相关部门直接针对股市所设定的政策，它们对股市的影响是快速而直接的，如设置涨跌停板制度、修改新股发行政策、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等，就属于直接政策。所以前者又称为“大政策”，后者又称为“小政策”，如同道氏理论一样，只有当“大、小政策”同步、同向作用时，股市才会顺其意志，否则在短期内，直接政策的效果将强于间接政策的效果。比如2007年，货币政策要给股市降温，但股市需要持续上涨以应对未来的“大小非”解禁问题，因此管理层的直接政策出得比较晚，所以股指冲高了很长一段之后，直到股票与资金的供应结构开始失衡时，牛市才开始反转。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对中国股市有绝对的控制能力，而中国股市大涨大跌受市场的自然性因素很少，每一次牛市或熊市来临之前，政府都会通过各种方式向股市传达政策消息。

所以，在有中国特色的国内股票市场里，“炒股听党的话”是明智的选择。

——截止2018年，中国股市是“政策市”的性质依旧未变。比如2009年，政府用4万亿基建投资推出了一个小牛市；2014年，又用“沪港通”推出了一个中牛市；2015年，又用遏制金融杠杆的强硬政策，终结了这个中牛市。

 

2、中国股市是一个“资金市”

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都是由资金堆砌起来的，股价节节攀升的背后就是资金不断累积或轮番炒作的结果。但是这一过程，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是有所不同的。美国股市可以用存量资金不断轮炒而抬升股价或维持股价（长期投资有长期投资的轮炒方式），而中国股市如果没有了新鲜资金的供应，马上就会陷入熊市不能自拔，其根本原因在于资金投资的对象有较大的差异。美国有很多上市公司具有很好的盈利能力和庞大的市场规模，它们的股票常常被称为价值型股票；同时又有很多具有高度创新精神和深厚研发实力的高成长性公司，它们的股票常常被称为高成长型股票；这些股票可以使股市存量资金有很多挑选的余地，由于一时不可能都挑选完，而经济周期也不断会有轮转，这就导致存量资金在换股时可以继续维持股票的高价位。又由于美国上市公司的质地普遍不错，即使股价高涨，其市盈率往往也能保持在15倍左右，使得存量资金不至于恐高离场，而外围资金也得以源源不断地进入股市，于是如19世纪的铁路股、20世纪早期的钢铁股、50年代的汽车股、60年代的电子股、70年代的石油股、80年代的生物制药股、90年代的网络科技股等层出不穷，它们都代表着一个产业时代的经济烙印。

反观中国股市里的上市公司，多数没有投资价值而只有投机价值。它们大都是早期没有竞争实力而又需要到股市融资以维持部分垄断优势的国营公司，普遍都不具备很好的生产能力、研发能力、管理水平和盈利水平，很多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回报率甚至低于一年期的储蓄存款利息率。所以自中国股市发展19年以来，我们很难看到经济产业打在某些板块上的烙印。这些普遍质地不良的上市公司股票一旦被炒高，就会达到60倍以上的市盈率，进而导致大量存量资金纷纷出逃的现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是大量劣质公司充斥于中国股市的结果。所以，中国的股市不是价值掌权的地方，而是资金称雄的地盘，谁的资金实力最强，谁就是市场的领导者，谁倡导的理念就会成为当时市场的主流，这就是“资金市”的最好写照。如2003-2004年的大熊市中，基金重仓并倡导的“5朵金花”就取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而自2006年下半年开始，基金猛力推动的大盘蓝筹股又获得了市场的广泛参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效。

另一方面，股市运转是需要大量资金来维持的，这里的资金一部分直接被上市公司以股票的形式换走，一部分则被股市以税金、手续费、咨询费等名义消耗掉，剩下的部分才是用来维持股价上扬的。在中国股市里，无论哪一次牛市发生时都可以看到巨大的成交量，那都是过度投机和资金疯狂涌入的结果。尤其是2006-2007年，管理层仅公募基金就批了8000亿元直接进场，沪指上涨到6124点，纯粹是中外资金合力助推的“资金市”效应；而一旦熊市来临，曾经再受宠的绩优股都会被拦腰斩断，这又是“资金市”的附属“价值”。

所以，在无大量新资金进入二级市场时，大资金投资者不宜入场。

——截止2018年，中国股市是一个“资金市”的性质依旧未变。最典型的是2014-2015年的中牛市，就是用券商的融资、信托的融资、民间的配资所堆砌起来的，最终结果是：牛市来得快、去得更快，一场盛宴过后，一地鸡毛。

3、中国股市是一个“圈钱市”

股票市场成立的本质是为股份制公司的股票建立一个自由交易的场所，同时方便上市公司以发行新股或增发的形式获得融资。但中国是以国有公司为主、其他所有制公司为辅的国家，所以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建立就脱离不了为国有公司融资的性质。当中国将计划经济的大权交给市场经济之时，诸多国企也就基本上就走上了自负盈亏的道路。但是国有公司的性质和机制几乎早已决定了其竞争力偏低的命运，因而需要国家政策不断进行扶持，需要银行及股票市场不断提供资金；而中国的地方经济特色又很明显，这就形成了大批质地不良的国有公司被地方政府包装上市，以获得资本进行再生产，从而充实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源。本就是国有公司，再加上融资来得轻松，于是上市公司重融资、轻经营、重投资、轻管理等恶劣现象此起彼伏，连续三年不分红利的上市公司竟然可以达到半数，并形成了“一年上市、二年亏损、三年重组”的怪圈，于是人们只有将中国股市称为“圈钱市”。市场所说的“扩容猛于虎”，其实指的就是“圈钱猛于虎”。

股市具有融资、资源配置、价格发现三大功能，其中，优化资源配置是股市的基本功能。但是我国在刚创建股票市场时，本着的却是为国企脱困的愿望，这等于一开始就扭曲了股市的基本功能。在中国股市的早期，公司上市不是竞争的结果，而是指标内定的结果。没有竞争力的公司只要能拿到上市的指标，就可以通过上市来筹集大量资金，不仅不用付利息，而且还无人监督资金的使用，这样的好事谁不愿做呢？这就是滋生“圈钱市”的根本原因。在这种环境下，不少公司为了上市而送现金、送股票、送小姐等，不择手段。本来公司为实现“圈钱”的目的就消耗了大量的公关成本，一旦“圈钱”的意图实现后，接下来的到处打点、肆意挥霍、以权牟私等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与此同时，上市公司内部管理往往缺乏民主与法制的监督机制，致使家长式管理和专制独裁管理蔚然成风，没有人想对中小投资股东负责，多数管理层心里想的就是如何保住自己的位置，以便更好地享受上市公司的优惠待遇。

除发行新股上市“圈钱”外，中国股市再融资的行为也非常突出，配股增发已成为上市公司向二级市场“圈钱”的重要方式。市场中的配股动作也越来越大，由过去的每股配2－3股到后来的每股配8－10股，而中国股市对增发新股公司的宽松政策环境，更是助长了其“因为我要，所以我要”的强盗逻辑。2001年开始的国有股减持，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国有公司集体“圈钱”的行动，导致股市屡屡发出“推倒重来”的呼声。尽管2005年实施了股改，但是这笔账迟早是要算的。2008年解禁股数总计为1181亿股，2009年为6637亿股，2010年为1213亿股，即使是用10元的平均股票价格来和上述数字相乘，市场需要承接股票的资金也是惊人的，这也是中国股市2008年开始走熊的根本原因。但就是在中国股市开始暴跌的时候，一些上市公司仍止不住“圈钱”的欲望。2008年1月20日，中国平安一举创下了中国证券市场上计划再融资的历史性纪录：1600亿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并购汇丰控股等国际性大银行。今天A公司因为要并购汇丰控股而伸手找股市要钱，明天B公司因为要并购麦当劳又伸手找股市要钱……这就是中国优秀上市公司的思维和习惯。优秀的上市公司有充分的理由要钱，低劣的上市公司也有特定的手段要钱，中国股市“圈钱”的特性由来已久，也从未收敛。

可见，在中国股市，真正的空头和赢家是贪婪而低劣的上市公司。

——截止2018年，中国股市是一个“圈钱市”的性质依旧未变。只是因为大部分有点颜值的国企都已经上市了，所以之后圈钱的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了。比如2009年10月推出的创业板，其中的无数企业就是直奔上市圈钱而来，最的典型就数乐视网了！

4、中国股市是一个“投机市”

中国股市本质上是为国有公司脱困而建立的一个融资场所，这里面的大部分上市公司属于国有公司，而国有公司除了有特定的行业垄断优势和国家信用优势外，基本上没有什么竞争力。国企上市公司没有竞争力，跟公司管理者只是政府的一名“打工者”有关，他们由政府任命，自然只用对政府负责而非对股东负责；同时也跟公司国有法人股不能流通有关，掌握着大部分股份的股东不能分享股市里的收益，自然就很难对股市负责。即使2005年的股改顺利解决了法人股的流通问题，但理清公司治理机制和管理者权益关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此外，尽管管理层也批了不少民营公司入市，但由于中国民营公司在社会中的地位归属于“辅助附属品”，因而在与国有公司同台竞争的市场中，无法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和规模优势，甚至一旦威胁到国有公司的生存即有可能招致政府的制裁，所以民营公司的整体竞争能力也不甚理想。缺乏好的投资标的，投机也就成为中国股市里的必然现象；而中国证券市场对冲交易品种稀少、股指期货迟迟未出、市场避险机制薄弱等因素，则更是助长了股市暴涨暴跌的特性。尽管基金坐拥1/3的市场份额，但市场缺少投资品种的问题却加剧了基金价值取向的一致化，导致了价值股的泡沫产生，而监管层对基金的把控和调度，则更使基金沦为半市场化的工具和另类的投机大户。

在中国股市，上市公司业绩与股价相关度很低，这也是投机盛行的写照。比如，国内A股上市公司平均每股盈利曾经由1994年的0.32元下降到2001年的0.14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也由1994年的14.20%下降到2001年的5.56%，而同期的上证指数却由1994年末的647.87点上涨到2001年末的1645.97点；当A股每股收益由2001年的0.14元增长到2004年的0.24元，净资产收益率由2001年的5.56%增加到2004年的9.84%时，上证指数却由2001年末的1645.97点下跌到2004年末的1266.50点。经典投资理论认为上市公司质地和业绩将从根本上决定股价的走势，但这点在中国股市几乎不见踪迹，即使有所表现，也往往只是助长了市场投机的行为。股价与业绩长期不相关，与股利收益率过低有关。A股平均股利收益率在2000年时为0.68%，2005年股改时因实施讨好股民的措施而一度高达2.34%，2007年因股价高涨而跌至0.71%，如此低的股利收益率当然无法吸引投资者的兴趣，于是投资者就只能寄希望于炒作股票来获取差价收益了。

另一组数据也可以显示出中国股市投机的疯狂程度。2005年QFII的股票换手率为193％，而国内基金的换手率为325％，社保资金的换手率为218％，券商集合理财的换手率为520％，券商自营的换手率为360％。即使是在整个股市单边向上的2007年上半年，国内基金平均持股的换手率也达到了244.48%，2007年全年的股票换手率更是高达337.75%（国外基金的年平均换手率只有70%-80%）。甚至在2007年上半年，某只基金的换手率竟然高达40.68倍，平均每个交易周就要将股票换仓一次。连一贯标榜长期投资的基金都具有如此高的换手率，就更别说其他机构和个体投资者了。2006年国内A股市场的平均换手率为376.41%，2007年上升为502.2%，如果回顾历史，可以看到1994年的平均换手率为1134.65%，1996年为1350.35%，即使是最低的2002年也有198.8%，远高于美国纽约交易所75%的换手水平。

可见，对于目前的中国股市而言，惟有投机才是理性的，任何投资的企图都或许是非理性的。

——截止2018年，中国股市是一个“投机市”的性质依旧未变。这个从中国股市数次如过山车般的行情中即可看出，若是都崇尚长期投资，怎么会有这样的奇观呢？2015年，上证指数从2000点涨到5200点，紧接着又跌破2500点，投机之风依然盛行。

5、中国股市是一个“题材市”

既然中国股市没有多大的投资价值，社会闲散资金又必须寻找投资渠道和投资机会，于是股市里的题材和概念层出不穷，吸引着一波又一波的参与者疯狂角逐。对于“题材”，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凡是引发股价上涨的因素都可以称作为题材。比如重组、并购、扭亏、预增、整体上市、网络游戏、数字电视、农产品涨价、创业板概念等等，当然，明显的“业绩”和“成长”也属于题材，比如高派送、高成长的蓝筹股会反复上涨，实际上就是炒年报题材。既然是“题材”，那么就往往是预期性的利好消息，而不是已完全发生或兑现的事实。“买预期”是资本市场与商品市场的本质区别，在国内缺乏投资价值的环境下，任何微小的“题材”都可能掀起市场波澜，将“买预期”的行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纵观中国股市的题材行情，每一次都有所不同。比如，1993-1995年期间，浦东概念股被市场轮番炒作，同期还诞生了外资并购题材；1995-1997年期间，深圳市场股票开始崛起，在深发展及四川长虹的带领下，市场又对低价大盘绩优股进行了炒作；1997-1999年期间，受国企3年解困的消息影响，小盘重组股开始得到市场的重视；1999-2001年期间，在国外股市行情的影响下，网络科技股行情开始爆发；2002年，深圳决定加大当地上市公司重组力度，致使市场重组题材再度升温；2003年，在基金的主导下，煤炭、汽车、电力、银行与钢铁板块中的“5朵金花”节节攀升；2004年，受国内禽流感疫情的影响，抗禽流感题材的股票出现井喷行情。同年，奥运概念股开始升温；2005年，新能源题材的股票整体上涨；2006-2007年期间，有色金属股、军工概念股、大盘蓝筹股、低价中小盘股甚至ST股等，均被市场轮番炒了个遍；2007-2008年期间，随着创业板的来临，有创投概念的股票“鸡犬升天”。

中国股市热衷于炒作题材股，一方面是因为缺乏优秀的上市公司，导致入市资金无法一直追逐价值型股票，从而转向于营造热点、追逐热点的短期盈利模式；另一方面，是因为市场各类参与主体增多了，公募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公司年金、QFII等投资主体不可能全部买入为数不多的绩优蓝筹股，当其从不同的角度和自身优势去挖掘上市公司价值时，各种题材也就应运而生了；第三方面，“一夜暴富”的投机思想是多数散户的入市意识，7000万的庞大人群构成了投机的“消费基础”。至于国内股市概念炒作的轮换规律，则从本质上看是大盘股与中小盘股之间的轮换：对于大盘股，炒的是低价概念和绩优概念；对于中小盘股，炒的是各类题材和高成长性概念。且当一种炒作模式在持续了一段时间并得到市场的充分认同后，往往就会发生转变。

可见，在牛短熊长的中国股市，借助概念和题材来获取投机利润，不失为较现实的操作方法。

——截止2018年，中国股市是一个“题材市”的性质依旧未变。在通达信软件中，有一个概念板块，里面罗列了近十年来的一百多个股市流行概念，为的就是方便市场跟风炒作。市场永远都有新故事，永远都有人善于讲故事，譬如乐视网的贾跃亭。

6、中国股市是一个“生死营”

很多投资者心中只有投资和投机的概念，但这些概念都无法透露出股市的残酷性。实际上，股市是人类经验中除了战争之外的最大规模的角斗场。在这里，除了你之外，其余所有的相关者都是你的潜在对手，他们都在算计如何将你的资金划到他的口袋，使你的资金在还没有进场时就开始流失。这些对象包括上市公司、国家税务总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咨询机构、股评人士、基金公司、庄家、机构、大户、散户等等。这不是一对一的战斗，而是以一对万的战斗，对手从四面八方向你扑来，诱惑你、打击你、刺探你、欺骗你、愚弄你、消灭你。无论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的资金就这么从屏幕上减少了、消失了，直到你醒觉这跟想象中的投资几乎是完全相反时，你才知道这里是一个“生死营”，只有狡猾欺诈、冷酷无情才能生存下来。

中国股市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竞局的场所。市场将所有有兴趣的人吸引进来后就开始围剿。在“适者生存，胜者为王”的口号下，所有的参与者即开始不择手段地展开搏杀，通过设置陷阱、折磨对手、散布流言、瞒天过海、声东击西、花言巧语等方式，最终将对方的资金夺来以维持自己苟延残喘。7000万股民栖身在此，年复一年地捕食新的入围者，同时撕咬旧的捕猎者。这是一场必亏的竞局，一方的胜利必须要以另一方的失败来承担，一方的赢利必须要以另一方的亏损来完成，一方的欢乐必须要建立在另一方的痛苦之上，同时大家还要养活整个股市链条上的“各类生物”。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并不增加财富而只进行财富的重新分配，在这里，“2/8定律”照样有效，如果大多数投资者长期获利，那么这个市场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在这个“生死营”里，各类群体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生存习惯。比如，公募基金作为拥有市场1/3资金的主体，他只关心自己的基金市值、基金规模以及基金营销，因为他的主要利润来自于所收取的管理费，他不大在意股市的涨跌，而且也有足够的时间和技术来化解股市下跌对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其他占据1/3市场份额的机构和大户则是墙头草，有利可图则揭竿而起，见势不妙则快速撤离，而且作为职业选手，他们对熊市并不排斥，熊市来临之后他们自有熊市的生存法则；只有剩下的散户才是市场积极的多头，只有他们才殷切地期望股市上涨，但是他们过于分散而几乎没有发言权，他们以7000万的庞大群体滋养着股市这头嗜血怪兽，成为市场看似在意而实则愚弄的对象；至于证券公司、投资咨询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事务所、信息媒体等，股市的变化对他们的生意多少会有些影响，但只要股票市场存在，他们就有赚不完的钱，因而股市涨跌也不是其要考虑的事情；中国证监会则是一个隶属于国务院的行政事业单位，它负责管理股市的日常运行，监管证券市场的各个主体，股市的涨跌在其眼里是自然现象，涨有涨的好处，跌有跌的机会；上市公司则是市场的焦点和主体，他们愿意出让项目的部分权益以寻找资金，但他们却是股市最大的空头，他们再融资的欲望时刻拖累着股市，在股票全流通没有实现和上市公司治理关系没有妥善处理好之前，股市的涨跌和他们也没有切身的利益关系——这就是中国股市的生存相。

可见，这里是一个“死亡游戏营”，只有头脑清醒且技术过硬的人才能生存下来。

——截止2018年，中国股市是一个“生死营”的性质依旧未变。实际上，这个性质很难改变。因为在这个市场，有人赢就必然有人输，尤其是在一个轮回型的市场里。唯有改投机为投资，才有可能冲破牢笼。但投资的根本在于企业的性质，在于国家机制的变革。

7、市盈率在20-60倍间波动

对于短线投资者而言，似乎没有人去关心股票市盈率的问题，潮起潮落里有着无数的交易机会；而对于中、长线投资者而言，市盈率则是一个必看的指标。自中国股市数据开始展现在公众面前之后，前赴后继的研究者曾总结过无数的趋势结论，但只有一条似乎总能保持不破的纪录，那就是：无论上证指数如何涨跌，其整体市盈率总在20倍至60倍之间波动。当市盈率回到20倍时，股市将见底，一轮牛市即将展开；而当市盈率涨至60倍时，股市即将见顶，熊市即将来临。

有历史为证。1992年，上证指数在1400点时，市盈率曾经达到过100倍，但当时上海股市只有10余股票，情况比较特殊；1995年，上证指数跌至500点时，市盈率回到了20倍，股市基本见底，于是1996年新一轮牛市开始诞生；1997年，上证指数上升到1500点时，市盈率又到了60倍，而后市场进行了调整；2001年，上证指数突破了2200点，市盈率甚至达到了70倍左右，于是一轮大调整又开始来临；在随后的大熊市中，上证指数一度跌到了1000点附近，此时市盈率又回到了20倍，于是2005年一轮新牛市又开始展现；2007年，上证指数突破6000点的时候，市盈率又突破了60倍，甚至达到了70倍，而后又是一轮熊市来临。

根据大智慧软件系统显示，截至2008年4月25日，沪市加权平均市盈率为29.41倍，深市加权平均市盈率为33.10倍，两市加权平均市盈率为31倍。而同一时期欧洲股市普遍的市盈率在12倍左右，美国股市则大致为15倍左右，但考虑到中国股市的历史表现、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民币可能继续增值等因素，20倍的市盈率应该是中国股市的底线。由此市场推论出，2008年4月25日，沪指的3500点仍然不会是市场的底部，于是股指一路下探到2008年8月的2600点附近。2008年8月8日的两市加权平均市盈率为34倍（股指下跌而市盈率上升，是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下滑的结果。），这意味着沪指大约要跌到1600点才有可能形成20倍的市盈率。事实上，2008年10月28日，沪指在跌至1665点之后即开始了反弹，随后即出现了一轮新的牛市行情。

可见，沪市市盈率在20-60倍之间波动，是投资者顺势而为的市场基础。

——截止2018年，市盈率在20-60倍间波动的性质有些变化。2008年10月，沪指市盈率低于15倍，随后出现1倍的大反弹，市盈率接近30倍；2013年，沪指市盈率约10倍左右，到2015年5-6月，最高达到了22倍，但创业板市盈率此时达到了150倍，中小板达到了90倍，深证A股达到了80倍。这意味着，即使沪指的市盈率达不到30倍以上，由于3000多家中小盘股的存在，市场依然会掀起牛市行情。

8、未来股市还将有重大突破

尽管中国股市问题重重，但是其发展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从1790年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成立他们最早的证券交易所至今，美国证券市场用了218年的艰难历程才树立了道琼斯工业指数迄今的万点高峰；而中国当代股票市场从1990年发展至今，不过才19年的历史，但是其爆发出来的蓬勃气势，却令世界为之瞩目。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时，中国A股市场的总市值只有31亿元，1991年上了百亿大关，1992年上了千亿大关，1997年上了万亿大关，2007年上了十万亿大关，2007年11月5日更是创纪录地达到了33.6万亿元。而截至2007年末，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比上年同期增长302.7%，市值增幅列全球第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比上年同期增长244.2%，市值增幅列全球第二；沪深证券交易所总市值为44788亿美元，占全球股票市场总市值的7.38%；沪深证券交易所股票成交总金额为61725亿美元，占当年全球证券交易所股票成交总金额的6.15%；全年A股市场合计融资7668亿元，占当年全球股票市场融资总额的11.46%。

随着中国股市的不断扩容与改革，随着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的不断壮大，随着QFII等各类国际资金的不断涌入，中国证券市场的参与力量、证券结构、市场容量、交易制度、监管政策等正在经历着巨大的飞跃。与此同时，在巨大的消费市场的刺激下，中国资本市场、商品市场、资源市场、并购市场等，也正在迸发出新的投资亮点，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全新的投资视野、投资空间和估值方法。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消费大国，作为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正焕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可以期待，经过了曲折摸索和市场教育，度过了全流通的阵痛之后，中国证券市场将日趋成熟，其市场吸引力和投资价值将与日俱增。

面对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股市，面对这样的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在其发展成熟之前，投资者需要关注的东西只有三种：其一是上市公司，这是市场的源头和根基，其优劣以及管理层对其监管的程度，将决定投资者所采取的交易风格；其二是交易市场，这是制定游戏规则的场所，它是否公开、公正、公平，将直接决定市场的流量和持久性；其三是投资者本身，这些参与者的身份以及各自属性，决定了各自的交易特点和参与时机，是投资者必须时刻追踪的对象。

可见，大时代需要有大思维和大视野，时代的机遇比任何技术方法都重要。

——截止2018年，中国股市确实有了一些重大突破。一个是2009年推出了创业板，随后八年之内，创业板上市公司由28家激增至690家，总市值达5.5万亿元；其次是2010年推出了股指期货，到2015年时，股指期货的日成交金额超过了国内三大商品期货交易所同日成交总金额；再次是上市公司由2008年的1000多家增加到3000多家，截止2018年7月的总市值约为40万亿元（2015年曾超60万亿元）。但显然，这并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